阳光下的思索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早在我开始从事创作时,我们党就正确解决了。然而,近几年文坛上对此提出的种种口号和某些现象,都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今天,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四十五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精神,不由地引起我许多联想和思索。

说到作家的责任,必然要联系到作家的创作目的,因为,这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几年,我们从一些报刊上,时常可以看到某些作家的“自白”,有的说,写作是为了赚钱;有的说,写作是由于百无聊赖;也有的说,写作是因为感到人类没有希望,是想告诉人们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了……正是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自白”,导致了当今文坛上的种种现象的产生。

一个作家一旦失去了责任感,当然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为了赚钱,他不能不把一些低级庸俗的污秽之作匆匆地塞给读者,因为,这在某些读者层中,可以卖到好价格;为了消磨时光,他不能不从西方的文学陈仓里拾些牙慧,来装潢点缀自己的作品,因为,这种点缀装潢,往往能迎合某些评论家的口味,得到一顶“艺术创新”的桂冠,从而使百无聊赖的生活有了昏昏然的情趣;为了让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危机感,他只有把现存的社会写得一片恐怖、黑暗,因为,人们发现他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即将毁灭时,就会由衷地感谢那位向他们预示危机的先知者。于是,“性文学”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在中国文坛上树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没有标点符号、通篇一句话的作品成了文坛上的热门货;于是,“暴露文学”开始没有任何羁绊地充斥着报刊杂志。你想批评吗?立刻会遭到严厉反驳,什么文学要反映真实的生活,而性爱是最能体现生活的真实的;什么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黑暗的,文学要反映真实,就不能歌颂和粉饰。甚至还会指责你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的,一个具有崇高责任感的作家,当然要真实地反映生活。文学作品一旦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然而,究竟什么是文艺的真实性呢?要弄清作家的责任,我们不能不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跟艺术的真实性是不能等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文艺反映现实,不是像镜子那样机械的、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通过作家头脑的加工改造,对现实进行能动的、复杂的、深入的反映。它不应当仅仅纪录个别具体的生活现象,而是要通过这个别的具体的生活现象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培根在《学问的推进》一文中曾指出:“想象可以任意将自然界所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把自然界所结合的东西分开,就这样制造了事物的不合法的结合与分离……它不是别的,它就是那可用散文或韵文表达的‘虚构的历史’。”也就是说,文艺的真实,并不只是单纯地描摹生活现象,它反映的是生活的真相、真义,是生活的本质、规律,揭示的是社会真理,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而单纯描摹现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假相。近年来出现的一批以描写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用自然主义的方法饶有兴趣地描写着女人的裸体和男女做爱的快感,淋漓尽致地刻划着强奸犯罪的场面。真实吗?我说真实,简直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可是,文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何在呢?这使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一个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也说明并非所有的生活现象都能充分、集中、深刻地表现本质。如果作者对所见的生活现象不加分析,不加选择,不加提炼,而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作品中去,那势必会将生活的本质加以掩盖,形成歪曲。因为它描摹了属于人们隐私的对他人不该暴露的方面,展览了社会上鼻涕粪便一类的东西,所以,这种作品越真实,其社会效果就越恶劣。当然,作家的责任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里所强调的文艺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并不意味着创作必须总是歌颂光明,这种单纯的粉饰,也是不真实的。应该看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公有化的经济体制和一个崇高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小生产习惯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此,一个有理智的作家,如果回避这些现实,一味虚伪地编造,把脱离生活真实的编造出来的“颂歌”硬塞给读者,可以说,这个作家也是丧失了良心和责任感的。文艺上的歌颂和暴露问题,最是检验作家的立场观点的问题,爱什么恨什么,其倾向性是无法掩盖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四十五年前就作了十分精确的论述,迄今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如果无视我们的社会制度,无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途,把我们的新中国描写成比资本主义世界还黑暗,把我们党的干部丑化成连资本家、地主都不如,把我们的人民写成都是一群还处在封建社会统治下的愚昧无知的群氓,这在创作动机上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高尔基曾说过:“艺术的任务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艺术的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的心灵中所有的美好的东西,把人的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都体现出来。艺术描绘庸俗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为的是嘲笑这些东西,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把优美的东西和庸俗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高尚的东西和卑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柔和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并列在一起。”由此可见,现实生活是个大千世界,各种现象数不胜数,所以,一个作品不管是集中歌颂生活还是集中暴露生活,都要真实地描绘出它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描绘出它们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构成整个社会生活本质的矛盾,反映社会生活发展的总趋势,留下时代的鲜明烙印。是的,我们的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经历过无数挫折和坎坷,我们的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艰难地行进,他们遭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侵略和剥削,经受过几十年战争炮火的洗礼,又在大跃进的饥饿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吃尽苦头。然而,不正是苦难和挫折使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不正是从这些苦难和挫折中显示出了我们的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崇高的人性、人情美吗?这样看来,所谓光明与黑暗总是互相对比而存在的,往往是互相交织、渗透的。因此,单纯的歌颂和单纯的暴露,都是没有真实性的,无论它的艺术技巧怎样高超,都将是一朵枯萎的花;只有那些同时歌颂高尚的、美好的事物,鞭挞丑恶的、卑劣的事物,表现了生活本质的作品,才带着玫瑰般的芳香,对社会起积极向上的效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的确,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我们已争论了几十年了,文艺理论家们也总是在围绕着“真实性”做文章。但,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要归结到作家的创作目的上来。荒唐的创作目的,必然会产生出荒唐的作品,而荒唐的作品,则是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某些人生拉硬扯地把“性文学”和“暴露文学”说成是生活的真实,这一理论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严肃作家,一个无限真诚的作家,他们为人民提供的精神食粮应该是优美的,应有利于净化人民的灵魂,造就人们的高尚情操,而不是污染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精神变得低下。诚然,他们也写人民的血泪和苦

难,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他们想展示给读者的依然是真诚、美好的东西。他们也反映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但,在表现丑恶的同时,却是对丑的否定和美的肯定。他们描写人物的不幸,是想在悲痛中使艺术观赏者激起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热情和信心,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由于艺术的积极作用而进入新的境界。他们描写生活中消极的、落后的、平庸的人物,不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降低到和人物同样的水平,而是用进步的、崇高的思想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去否定批判这些消极、落后、自私的东西,以引导人们奋发向上。正如高尔基所说:“我像是大海的波浪,它反映着太阳的光芒,歌唱着生活,有时赞扬,有时愤怒。”

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已趔趔趄趄地走了三十年。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作家必须对人民负责,我们必须在各种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作家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意识到艺术的崇高社会目的,作家才能坚持作品的真实性,才能认真地观察生活,正确地反映生活。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配作家称号的。那些没有明确创作目的,只凭个人趣味和爱好,不管效果好坏,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作家,应该在“作家”这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代名词面前感到羞愧。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引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创作历程,面对当今文坛的现状,我认为它仍不失为一盏照耀我们继续开拓前进的明灯!

(原载1987年 03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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