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革命就要有牺牲精神

冯德英编写的话剧《女飞行员》,作为196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献礼作品上演。周总理亲切看望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冯德英。周总理说——

 

干革命就要有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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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乳山)母爱文化节举办的前一天下午,记者采访了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冯德英。满头的银发梳得一丝不乱,得体的休闲装透着儒雅风范,说话轻声慢语不疾不徐——甫一接触,记者就被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所征服。

此次来,冯老给家乡带来了一份厚礼——将《冯德英文集》的首发式放在乳山举办。冯老说:“因为是胶东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一提到胶东,冯德英的思路就打开了。

 

女共产党员的口号:“共产党一定能胜利”

 

不到23周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苦菜花》,冯德英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坛新星。“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我童年起就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冯老说。

冯德英成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哥姐们献身革命战争,父母也深明大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孩子们的工作。“对我的创作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她却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对革命工作全力支持。当时哥哥姐姐在外参加革命斗争,父亲不常着家,年幼的我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行为,她的眼泪,她的欢笑,她的爱,她的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启迪着我。”

那时,许多党的干部、需要养伤的革命战士都成了这个家庭的“常客”。“我只要看到母亲在忙活着做手擀面,就猜到家里一定来了‘贵客’。”他们的言谈举止和革命信仰,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冯德英,让他很早就萌发了革命意识。

在冯德英六七岁时,外地来乳山的一位女共产党员,因为说话口音与当地人不同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尽管母亲和其他老乡尽全力掩护,她还是被敌人抓住。“就在我的面前,这位女共产党员被敌人枪杀了。我躲在母亲的衣襟后面不敢看,但女共产党员就义之前高呼的口号‘共产党一定能胜利’钻进了我的耳朵。就从那一刻起,我对战争的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敌人的恨也种进了心底。”

 

与传奇英雄于得水的深厚情谊

 

《苦菜花》中的于得海团长,就是根据我儿时听到的关于于得水的传奇故事而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冯老回忆说,他跟于得水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生死之交。

于得水1906年出生于文登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饱受旧社会的残酷压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1935年阴历的11月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武装暴动,于得水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之一,担任暴动的主力特务大队的大队长。于得水在暴动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他所建立的奇功,在胶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放射着耀眼的异彩。

1958年夏,组织上派冯德英帮助于得水同志写一本他的革命经历的回忆录,冯德英终于见到了这位英雄。“他很少谈自己的事迹,总是讲那些和他一同战斗的人们,特别是先烈。他总是含着热泪对我说:‘我于得水能活到今天,都是这些好人的命换来的啊!我烂了骨头也忘不了胶东的人民!’”冯老回忆说,“我在他家住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他订了一磅牛奶。我来后,他每次非叫我也喝一半不可。我不要,他就动了火。等再来个人时,牛奶就分成了三份。再来了人,牛奶又加上水,分成了四份、五份……许多来往于他家的同志都说,进了于得水的门,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

这次深入的交往,让冯德英与于得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67年,于得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消息传来,冯德英泣不成声。1979年3月18日,冯德英在大众日报发表了怀念于得水的文章《血洒胶东地 光照英灵山――怀念于得水同志》。“你们用鲜血浇灌的昆嵛山上的花朵,将更加馨香!你们的忠诚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美好的新生活奋勇前进!”――在文章中,冯德英用诗化的语言向这位传奇英雄致敬。

 

周总理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多写几本”

 

随着小说的成功,年轻的冯德英荣立一等功,他将获得的第一笔稿费8000元全部捐给了家乡的烈属。1958年,冯德英当选“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

1958年,金日成访问中国,冯德英作为杰出青年的代表,参与了周总理与金日成的会见活动。在与冯德英单独交流时,周总理说:“胶东地区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很大,你小说里写的关于胶东革命的内容,我在延安时就知道了。你这么年轻,写一本不够,还要多写几本。”当时冯德英非常瘦弱,只有102斤。得知冯德英将第一笔稿费捐出去后,周总理诙谐地说:“不要全捐了,稿费还是应该留一点嘛,你那么瘦。”这是冯德英第一次与周总理的单独交流。

在此之后,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冯德英多次见过周总理。为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地位的提升,冯德英受命编写一部蕴含“中国妇女一步登天”政治寓意的话剧《女飞行员》,作为196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献礼作品。“在一次排演过程中,周总理又对我提出了勉励。”冯老回忆。当时,作为全国妇联的领导人,邓颖超大姐来到北京儿童剧场来观看话剧排演,冯德英就坐在邓大姐的旁边。话剧刚演完一幕,就传来消息:周总理也要来观看话剧。冯德英马上要起身迎接总理,邓大姐把他按住了,“不用去,接着看。”

中场休息期间,周总理亲切看望工作人员。有人想向总理介绍冯德英,周总理一眼认出了他:“这不是冯德英嘛,我认识。”周总理看了剧情介绍后,对冯德英大加赞扬:“你在话剧里写到了飞行事故,很大胆,干革命就要有牺牲精神。”随后,周总理还深情回忆了乘坐飞机遇险、给叶挺孩子让降落伞的经历。邓大姐握住冯德英的手说:“我代表中国妇女向你表示感谢,你的创作树立了中国妇女的光辉形象。”

 

陈毅谈话带来的震撼

 

顺着《女飞行员》的话题,冯老回忆了陈毅老总的一次谈话。冯老叮嘱记者,这一段就不要写到文章里了吧。我劝他:“时过境迁,您也不必太过顾虑了。”冯老沉思片刻,没有再坚持。

1965年3月份的一天,陈毅老总邀请当时的空军领导和冯德英到家中,关于《女飞行员》作了一次谈话。陈毅老总问冯德英是什么出身,冯德英小心翼翼地说:“贫下中农出身。”陈毅老总当即说:“你就说是文人出身,怕什么?”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按照领导的要求,冯德英在《女飞行员》中加了不少毛主席的话,陈毅老总看后,从文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屡次正面去讲毛主席的话,屡次讲阶级斗争。正面太多了,就有点像上政治课了。戏的本身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一定自己口头上讲。讲破了,就成下策了,效果低了,变成上政治课,学毛著了。”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空气,这次谈话空军领导要求冯德英不要传达。但陈毅老总光明磊落的性格和对文学艺术的高超见解,还是给冯德英带来深深的震撼,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抗战小学时,我就是《大众日报》的读报员”

 

谈起《大众日报》,冯老说,“我与大众日报的感情很深,渊源也很深。”早在上抗战小学时,冯德英就是班里的读报员,给同学们读的就是《大众日报》。

《苦菜花》的问世,与担任过《大众日报》总编辑的陈沂,有着不解之缘。1953年,冯德英就开始酝酿、构思,1955年写成初稿。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创作顺利出版呢?“我当时从解放军报上看了许多陈沂部长的文章,而且听说他对有志青年很关心,也很留心提携。于是,我就大着胆子给他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的稿子寄了过去。”

很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回信称冯德英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冯德英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苦菜花》初版于1958年1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后来我才知道,陈沂部长担任过《大众日报》的总编辑。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知遇恩师,每次见面,我对他都有道不尽的感谢……” (记者  彭辉/通讯员  刘国贤)

(原载2011年5月20日《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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