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冯德英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情连故土  超越时代

——著名学者、青海省副省长  吉狄马加

 

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冯德英先生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冯先生的家乡乳山举行,具有特殊的意义。

冯德英的三部曲——“三花”,应该说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经典作品之一。回顾他本身的文学创作经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我们作家如何处理好与人民、与历史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刚才的短片《一个母亲的成长》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冯德英先生的作品与生他的故乡、养他的土地紧密相联。很多东西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这个地方叫乳山,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人民的乳汁、故乡的乳汁、土地的乳汁,对他一生的创作来说,影响有时可能是间接的,但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肯定是直接的,这一点毋容置疑。

沈从文先生一生都在写湘西,当我们研究他的创作经历时,发现他从未离开过湘西的历史文化、人民与土地。抛开湘西,绝不可能对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研究一个作家与土地和人民的关系,和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冯先生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一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刚才影片中那个母亲的形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没有母亲,他很可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他强调,这个母亲真正代表的是中国无数的革命母亲的形象,有评论家把这个母亲形象同高尔基所塑造的俄罗斯的母亲形象相媲美。

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大前提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作家今天为了什么去创作?这个题目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就一直在说。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全人类都在经历后工业化、工业化的时代,我们也在经历现代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任何一个今天还在写作的作家,应该用一种什么姿态来写作?应该坚守一种什么写作原则?是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应该回答的。

冯德英的作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所经历的苦难和我们所见证的民族所走过希望的历史,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作品见证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今天尤其是我们面临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保持民族的特点和精神?这个非常重要。现在世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论断,今后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最终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凭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必须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回顾、研究冯德英50年走过的文学道路时,就要明确回答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

今天在乳山研讨冯德英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晚辈作家、一个朋友,其实也是在学习和汲取乳山这片热土的营养和乳汁。我今天上午就说过,到乳山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理来的。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就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观察、去思考。我也希望一些文学史家能亲来这儿,研究乳山人文历史与冯德英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这本身就是很有文学价值的创作实践。冯先生是中国文艺界公认的劳模,从22岁写出《苦菜花》开始,50年勤耕不辍,我对他这种勤劳执著表示由衷的敬佩,将认真学习他那种深深扎根于故乡热土的写作追求。在此,也对乳山兴建冯德英文学馆表示钦佩,这是一项造福当代、泽被后辈的德政之举,必将为推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德艺双馨  堪称楷模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陈崎荣

 

上午参加了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下午又参加这个研讨会,感觉有好多话要说。正如吉狄马加同志讲的,作为中国作协的同志,一方面要从冯德英那里看到我们文学走过的路,更多的要着眼于我们要从冯德英那里学习什么、继承什么、发扬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向冯德英同志学习最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学冯德英所走过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第二条是学冯德英同志一生所身体力行的文学品格或者说是文学精神。

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说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是可以取得成就的,冯德英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对这条道路进行重新肯定,可以回答当前一些作家思想上的一些困惑、创作上的一些矛盾,解释一些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个作家怎么处理与故乡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和与文艺的关系?就应该像冯德英老师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地贴近实践、贴近生活,做一个为人民所欢迎的作家。冯德英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创建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他用艺术的笔触作了全景式的反映。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更需要有作家进行全景式的反映,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教育。

第二点就是冯德英老师的文学精神,或者他自己的人品,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他感情上的浓与淡非常的强烈:对故乡对亲人,对这片山水感情非常的浓,浓得化不开,对名利钱财等看得却非常的淡。“三花”出名非常早,但我们很少看到冯老师在自我宣传上下功夫。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现在有些作家表现出的那种浮躁,对名和利的热衷,甚至是违背事实、超越艺术成就的那种夸张,大相径庭。我们作家要从冯老师身上学习这种文学的精神,作一个德艺双馨的作家。这个是我们从冯老身上最需要学习的东西。

第三点我觉得乳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化视觉,在冯德英的文学挖掘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值得表彰。第一点是你们关于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把冯德英的文学成就用文学馆的形式物质化,给当地增加了文化景点,给周边的人提供文学教材,让文学走近了普通群众;第二点是你们舍得投入。现在乳山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但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做很多事情,人民生活需要改善,交通需要改善、城市需要建设。有这么多事情要办,能够挤出一部分钱来搞文学馆,说明地方政府确实有眼光和魄力。第三点是你们能够抓住机遇宣传自身。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么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请来宣传“三花”,并且把这种宣传与文化、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去思考和研究。现在的文学创作,在一些地方确实有点边缘化,不被人重视,但是在乳山,我们感觉文学很受重视。回去以后,我将向作协党组好好汇报乳山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主任  吴振录

 

我是“三花”的第三任编辑。上世纪70年代末接受编辑任务以后,对冯老的印象很深。感到已步入老年的冯德英,在促进家乡文化事业发展上,再次激发了青春和活力。

编辑出版“三花”,是一项重要任务。《苦菜花》是我们编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我们优中选优,把《苦菜花》作为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小说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是战争题材尤其是抗日战争题材中不可多得的文艺作品。作品反映了胶东人民同各种反动势力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切。当我接受这项任务时,冯德英还是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我们共同探讨,修改作品。小说初稿40多万字,经修改,压缩到30多万字。我们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保持着深厚的交往,直到现在。去年,冯老给我打电话,说乳山市要建冯德英文学馆,他本人不愿意建,征求我的意见。我曾经出过一次国,在丹麦参观过安徒生文学馆。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观,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我想到这里,就表示这是个大好事,这个文学馆一定要建,而且要建成一流的,我一定大力支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组织部分评论家、作家到胶东半岛来过一次,到过冯德英的家乡。当我们进村时,许多村民争相跑过来说:“冯德英回来了!冯德英回来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冯德英在当地群众心中的地位那么高,他和村民的感情是那么深厚。我也曾和别的作家一起到过他的家乡,但当地群众与作家之间的感情都没有这么强烈。冯德英的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父老乡亲的热爱,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热爱。作品中每一处景物描写,每一种情感的流露,都体现了这种深厚的感情。

我编辑《苦菜花》时,社里的领导指出,要在作品中体现阶级性,不要搞阶级调和。作品中有一个情节是地主家的长工与地主老婆发生感情纠葛,长工与地主做了最强烈的阶级斗争,充分体现了阶级性。在《山菊花》这部作品里,阶级性要淡一些,人民性浓一些。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思考阶级性对人民性的伤害,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这体现了冯老对人民性的追求上有了新的高度,在文学创作、作品深度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冯老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的作品中,人民性更强。尤其是大跃进对人民的伤害,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做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充满了强烈的人文性。冯老改革开放后的作品,更多地充满了社会性,更多地思考社会进步带给群众的幸福,带给群众的快乐,在“三花”的基础上有了质的突破。在这里,我祝愿冯老在今后的创作中,拿出更好的作品,奉献给社会。
 

 

管好用好文学馆

——山东省文化厅原厅长  于占德

 

乳山创建冯德英文学馆绝非偶然,一方面是源于乳山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还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当地党政领导有着高远的文化眼光,特别重视文化工作。冯德英文学馆的落成是乳山市重视文化工作,促进文化繁荣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委、市政府以文化工作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乳山人杰地灵,冯德英就是杰出代表。他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有较高地位的。1980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钟等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评论说,“《苦菜花》也是一部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在书中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里,塑造得最成功的当然是‘母亲’。可以说,在我国当代文学里,还是第一个创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革命母亲的形象。”乳山现正致力于打造母爱文化的城市品牌,这种母爱与冯德英作品中塑造的母爱是一致的,这也是乳山为什么要办冯德英文学馆的根据之一。

在冯德英的故乡建设冯德英文学馆,对从更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他的成长,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贡献的母亲形象,贡献的“三花”作品,还包括他其他现实主义力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乳山这片土地、还有乳山历史文化对他的养育。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与其说是在研究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历程,无如说是研究他与故乡数以千年的文化和这个地方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人民的关系!

建冯德英文学馆的另外一个意义是能够提升乳山的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对打造乳山旅游城市文化品牌很有帮助,它也大大拉近文学与乳山市民的距离,对改善乳山市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市民的文学素养也必将有大的促进。

文学馆办起来,就要办好,管理好,办成一流的文学馆。要充分发挥文学馆这个教育基地的作用,用“三花精神”教育人民、激励人民、鼓舞人民,更好地建设乳山、发展乳山,促进乳山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

 
 

加大民族民俗文化宣传

——山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刘德龙

 

参加这次会,我学到不少东西。刚才听各位领导谈到冯老的作品,确实是以胶东、乳山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作为创作的灵感而出的精品力作。为什么胶东乳山能出这样一个大家,出这样的大作?我认为社会科学部门应该搞一个课题研究一下,和乳山这个地方的革命传统有怎样的关系。

我来乳山多次,对乳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的确很佩服。“两个品牌一起抓”,一个是抓经济品牌,乳山原来在威海三市一区排在最后,现在按照经济总量虽然赶不上荣成和文登,但已经是全国百强县,而且处于中游水平。经济建设近年来抓得很好,发展很快。同时,我更佩服市委、市政府包括市里各个部门重视文化建设。一个城市不管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后决定能不能立足世界之林,是看文化。有一句话,“看一个地方的发展快不快,好不好,看什么——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是看一个城市的企业、经济、项目;今天看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美不美,社会是不是和谐;明天呢,主要是看文化,经济发展了,但是文化跟不上,这个经济是不会持久的。现在的趋势就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过去连饭都吃不饱,让大家去搞文化,那也不现实。没有经济的文化是贫困的文化,也是难以维系的。相反,没有文化的经济是愚昧的经济,是难以提升水平和上档次的。所以威海、乳山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这一点,重视文化建设,这是我们全省各地都该认真学习的。

我不是搞文艺的,但是我认为冯老的作品,特别是《苦菜花》,充分体现了咱们山东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大家都说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思想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儒家思想崇尚的就是完美,讲究人格升华。《苦菜花》的人物都是这样,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不识多少字,但是他们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成长起来的,同时和革命文化的熏陶关系特别密切,有着浓烈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山东人民对革命的奉献和忠诚,在全国是有口皆碑的。建国以前,我们的人民军队是4个野战军,其中两个是我们胶东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据有人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山东4000万人中,有100多万人参军,有22万烈士,这能看出革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确实很大。另外,冯老的作品中也将胶东的民俗文化渗透到了字里行间。我是搞民俗学的,胶东人尤其是妇女,革命武装发展起来以后,全力以赴支持革命,这都是《苦菜花》里充分体现出来的。

对于冯德英文化馆的建立,冯老说得很好,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宣传胶东,宣传乳山。冯老作品基本上是立足胶东地区,但是,正像一句名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具有全国性。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名片和窗口,外地人来此,首先看你的地域文化、地方风情。为什么冯老的作品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这与立足于胶东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我想下一步,我们社会科学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宣传和研究民俗民间的地域文化。

 
 

愿为家乡奉献更多

——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  冯德英

 

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肯定,给我的支持。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大家说了许多充满感情的话,说了许多交心的话,我表示感谢。在这里,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只要能为家乡做事情,我愿奉献更多。

我写过几本小说,也得到过社会的好评,但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有值得炫耀的。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 《苦菜花》,得到社会的好评。但后来我觉得作品有长处,也有短处。晚年时拿来再看,觉得其中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有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离开家乡到部队。在军旅生涯中,身处顺境时,我想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想到离家时父亲的嘱咐,母亲的叮咛;身处逆境时,更想到家乡父老的期待,心里便充满了希望。我参军后,看了许多文学作品,感觉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很单一,矛盾刻画单调。我家乡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很复杂,需要挖掘的东西很多。我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比较大,骨子里的人文思想很强烈,创作时便怀有对家乡的热爱,对苦难乡亲的同情,对各种反动势力的痛恨。我生于1935年,22岁时第一本小说《苦菜花》出版,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当时我得了8000块钱的稿费,都捐给了军烈属。抗日战争时,我母亲曾动员一位邻居的两个儿子参加敌后工作,后来都牺牲了。我感到很悲痛,对他们的家人寄予很深的同情。所以,小说出版时,尽管我的工资收入很低,写小说时都要用用过的纸的背面,但我拿到稿费时就捐给了军烈属。

人文思想让我在创作事业中辉煌过,也让我吃尽了苦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因为《苦菜花》中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写得太苦了,把我打成反革命。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我回过几趟老家。当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家乡父老乡亲对我依然有的纯朴感情时,我深受鼓舞,决定重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980年,我通过组织关系想法回到山东工作,为的就是能时时刻刻接触到家乡的土地、天空,常听乡音,常感乡情,为文学创作提供源泉,激发灵感。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我成名后,在考虑个人的同时,更多的还要想到社会的责任。当乳山市委、政府要建文学馆后,我开始感到没有必要,认为是对我个人成绩的夸大。但一想到这是家乡人民对我的肯定时,建文学馆能促进家乡文化事业、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时,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我曾对到我家坐客的乳山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只要建馆需要,你们看我家里的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吧。只要能为家乡做贡献,我愿更多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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